○趙子清
人的一生中，總有一些歲月會在記憶里留下深刻的烙印。對我而言，1979年8月至1980年7月，是真正決定人生命運的一年。那一年，我成為江西省尋烏中學高二（6）班——全校唯一的文科畢業班中的一員，與六十位同學一起，向高考這個人生大關發起沖刺。后來才知道，1980年江西省高考錄取率僅為百分之五，我們正如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。
高二（6）班上的同學來自全縣各地：有像我一樣的應屆生，有復讀多年的往屆生，還有十幾名文體特長生。班主任徐生昌老師讓我當了班長，他待人溫和，做事干練。開學第一次班會上，他看著我們這些從全縣各地匯集而來的學生，用當年考上北京大學法律系的林翰章學長為例，語重心長地說：“知識改變命運，成就全靠自己。這一年，將決定你們的人生走向。”
師者仁心
1979年暑假，學校組織了高考補習班。我提前一周來到縣城，住進徐老師家中。他家住在中山窩的老磚房里，兩間屋子擠著一家四口。我和徐老師睡在同一張木板床上，每晚都能聽到他勞累一天后均勻的呼吸聲。白天，他在臥室兼書房里給我開小灶，單獨輔導歷史；晚上，我借著昏黃的燈光復習，他則在桌前準備講義，燈光的光暈映照著他專注的側臉。
最難忘的是那個雨夜。晚飯后，徐老師說要帶我去看日本電影《追捕》。外面下著傾盆大雨，我們只有一把舊傘。他把傘幾乎全都傾向我這邊，自己的半邊身子都淋濕了。我們在泥濘的小路深一腳淺一腳地走了半個多小時，終于趕上了最后一場電影。回去的路上，他給我講電影的背景，也說起自己早年艱難的求學經歷，完全忘了渾身濕透的衣裳。那一刻，我深深感受到了老師無私的關愛。
寒窗苦讀
我們高二（6）班的教室設在縣中老校舍的二層，木質樓板走起來咯吱作響。男生宿舍由舊倉庫改建，五十多人同住一個大房間，每個人的床鋪剛好夠平躺。遇到下雨時，屋頂常常漏雨，大家不得不用臉盆、飯盆接水。夜深人靜時，叮叮咚咚的滴水聲反而成了苦中有趣的回憶。雖然條件艱苦，但每個同學都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，常常挑燈夜讀到深夜。
學校對我們這個唯一的文科畢業班極為重視。藍波副校長親自教政治課，他講課深入淺出，把枯燥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與生活實際相結合，講得生動有趣。徐生昌老師負責歷史課，經常熬夜用鐵筆在蠟紙上刻寫復習題，第二天帶著滿手油墨來上課，發下來的油印資料還散發著淡淡的墨香。數學彭佛冶老師講課細致入微，總是留意學生的反應。他有個習慣，講到關鍵處總會看看我，只要我眼神里還有疑惑，沒有點頭表示懂了，他就絕不輕易翻過去，總是換個角度再講一遍。這份無聲的關照，讓我既感到壓力，又充滿感激。
面對繁重的學業，我摸索出了一套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。每天下午四點半下課后，我常常獨自爬到學校后山，找一棵枝葉茂盛的大樹坐下復習。那里視野開闊，可以看見整個縣城和遠處的田野，登高望遠，心中的壓抑和疲憊頓時消散不少。我將政治、歷史、地理等需要大量記憶的科目內容提煉出核心要點，再由主干逐步展開細節，像繪制一棵“知識樹”。比如一章歷史內容，我先歸納出三五個核心觀點作為主干，然后將相關的年代、事件、意義等關鍵細節分門別類地填充進去。這個方法幫助我建立起清晰的知識體系，學習事半功倍。
手足情深
那年，我的大哥趙敏陽也來到尋烏中學理科班補習。他1978年高中畢業，在農村務農后到學校“回爐”。我們兄弟倆同住在那個由舊倉庫改成的大宿舍里，擠在一張窄窄的木板床上。吃飯時，我們用一個搪瓷大盆裝上淘好的米，送到食堂的大蒸籠里去蒸。菜就是家里帶來的咸菜、豆豉，偶爾打一份食堂最便宜的素菜分著吃。大哥學習基礎不好，但特別刻苦，常常看書熬到深夜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他補習二年后考取了浙江冶金經濟專科學校。
迎接高考
1980年7月7日，高考終于來臨。考場設在母校尋烏中學。記得語文作文題目是《達芬奇畫蛋有感》，我寫得格外順暢。其他科目也考得還好。只是數學考試時，我因為看錯一道大題的要求而失分，走出考場時心情沉重。
七月流火，高考成績放榜了！大紅榜貼在縣中門口，圍滿了焦急的考生和家長。我的名字赫然在列——總分356分，超過當年文科重點線16分！
但直到九月中旬，我的錄取通知書才遲遲到來。那天是留車公社的趕集日，我和父親走了整整一個半小時山路，趕到公社郵電所。當我通過長途電話聯系到學校傳達室，得知被江西師范學院中文系錄取時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學，是按校長的意見填的，遺憾的是北大未錄取，調劑到了江西師范學院。父親看出我的心思，用力拍拍我的肩膀：“老二，今后路還長著呢！只要爭志氣，前途一定是光明的。”
四十五年彈指一揮間，那段艱苦求學歲月卻如昨日般清晰。漏雨的舊宿舍、油墨清香的講義、恩師的教誨、后山樹下的傍晚景致，這一切都已成為我年少時最寶貴的財富。
高考改變了我這個農家子弟的命運，更讓我懂得了堅持與感恩的意義。那些照亮我青春歲月的明燈，至今仍在溫暖著我的人生旅程，提醒我不忘初心，砥礪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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